鄉愿

萧先生和他的沙龙（二）

萧先生的曾祖父，曾在朝廷中做过官，虽然不是什么大角色，也从没有过翻云覆雨，颠覆朝政的经历，但作为一个汉人，能在波谲云诡的满清政场中存活下来，已经很不易了。
而对于萧先生的祖父来讲，时代对他的残害就明显的多了。不过萧先生倒是很敬重他的祖父，因为萧老是在那个年代里，为数不多能意识到变局将至的人——大概是新政实施不顺利的缘故吧。总之，老人家在卸去了恩荫得来的一官半职，打算告老还乡时，革命已经酝酿筹备了。

思潮总比实践来得快，萧先生的父亲明显受到了民主的洗礼，不顾家里人谨小慎微的劝诫，毅然决然的参与了革命——这曾把已经抱恙的萧先生祖父气得昏死过一次。但结果却是好的，萧先生的父亲不仅没有牺牲，反而立了功，在国民政府中小有名气，如果说有哪一点让他不满意，那便是广州国民政府让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他在财政部供职，幸好没过几年萧先生的父亲就辞了政府中的营生，转而去了天津，在劝业场当上了副总经理，于是再不用牵扯进党派或者军阀之间的纷争了。

到了萧先生这一代，自他记事起，眼中便弥漫着连绵不绝的硝烟，耳中充斥着炮火声，这无疑对萧先生的性格培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但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刻，萧父也从未拖家带口离开过天津——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。

“日本人，呵，如果他们想的话，大秦都得易主。”他这么说。

果然，在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后，那个贪婪的民族便把手伸向了大洋彼岸的那片土地。

华北事变后，日军侵犯天津，炮轰了南开大学，从此，萧家再无宁日。

萧父虽然口头上消极的很，但每天还是要照例看看报纸，至于工作，劝业场的大楼里都难见国人的影子，去不去也无所谓，毕竟出门买些维持家用的东西，都要提前写好遗书，免得不经意间在外被人砍去了脑袋。所以他倒也乐得轻松。

过了不知大概多久——那个时候似乎连太阳都消极怠工了，萧父即使“赋闲”在家时，也并不怎么悠闲了。他总是在房间里踱步，要不然就靠在墙边吸烟，眉头紧锁，嘴里嘟囔着些“畜生”、“禽兽”这类平日里绝不会从他嘴里冒出的字眼。

但萧先生的父亲到底是没什么动作。仍然每天翻着污损的报纸，或者听听别人口耳相传的新闻（这新闻很有可能已经过时了）。直到他听闻了那场屠杀，萧先生回忆到，那天父亲罕见的流了泪，在他的房间里低声啜泣着，甚至打开了那个落了灰的樟木箱子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的捧出来，包括萧先生曾祖父的那个烟斗——前端闪着金属的光泽，让萧先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第一次感受到了“珍贵”，从门缝里——虽然萧父从未用过那个烟斗（从接触开始，他吸的就是西方的香烟，萧先生也是如此）。

萧先生看着父亲，父亲盯着自己的藏品。两人无言。

从得到屠杀消息的第二天起，萧父便不在低声的咒骂了，只是靠着那个墙皮逐渐脱落的墙壁，低着头，默默地抽烟，烟气缠绕在他戴着戒指的食指上，很久都不散去。

萧家虽然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人找过麻烦——无论是日本人，还是伪国人。好像他们是造物主遗忘在大西洋上的一块暗礁。

大约过了两个月吧，又或者是半年，萧先生便被一位并不熟知的父亲朋友送往上海的沦陷区，寄养在一户人家里，自那以后，直到萧先生去世前，他都没再见过萧父，或是那口做工精致的樟木箱子。